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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民谣中的“上炷香”“摸元宝”都是正月初五“接财神”的风俗习惯。这一天，家家户户打扫房屋，把“穷”扫出门外，将“财神”迎进屋中。财神形象是如何确立的？古今年轻人求财花样有哪些异同？日前，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黄景春以及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勃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各地迎财神的日子不太一样，江浙地区在正月初五，北京则是正月初二“祭财神”。各地迎财神习俗也不断融合，渐渐形成了正月初五迎财神的民俗。我在2000年至2010年间调查上海、广州、武汉等地时，发现各地民众对正月初五的态度不一，上海迎财神氛围浓厚，广州相对平淡一些，武汉几座庙里迎财神的仪式逐渐做大起来。

相对来看，旧时北方很多地区延续农耕社会的传统，因而“送穷”是正月初五的主基调。北方地区将正月初五称为“破五”也与此有关。古人认为新年期间有诸多忌讳，到了正月初五，人们认为新年过完了，就要开始下地干活了。因此正月初五也意味着将禁忌“送走”了。送走各种禁忌，也送“穷”出门，这是“破五”要表达的主要内容。

五通神在传说中能带来钱财，但这些钱财不是白送的，他索取女色以为回报。他的钱财也经常是从别处偷盗来的。在儒者看来，五通神诲淫诲盗，是典型的邪神。当然，以盗贼为财神，其背后是以社会财富总数为定额，我得彼失、我失彼得的财富守恒观念。五通神不是财富的创造者，而是财富的搬运工，他们没有增加社会财富的总量。在儒士看来，这违背了儒家的伦理观，败坏社会风气。

儒士推动官方多次发起禁毁五通运动。在这种社会压力下，五通神改换名目，也做“神格”蜕变。于是，五路财神出现了。在五路财神的传播中，对“五路”的释义还演化出“五行正气”的内涵以及“东、西、南、北、中都得财”的美好愿景。五路财神保留了五通神的赐财职能，剔除了盗窃、奸淫等秽行，增加了忠孝、公平、正义的伦理内涵。对五通神的改造历经数百年。他的形象从反伦理、反社会的窘境中突围出来，以五路财神的形象完成了名号更改和神格完善，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接受。

黄景春：海外华人也信仰财神。我在新加坡的一家华人餐馆里看到一幅皇帝画像，就问老板娘画上是谁，她说是乾隆。乾隆与“钱龙”同音。钱龙是用刻有“乾隆通宝”字样的铜钱串成龙形。在故宫养性殿房梁上就有一条约2米长的钱龙，寓意家宅平安，子孙绵延。新加坡华人在餐馆、宾馆内挂乾隆画像则是取谐音“钱龙”之意，祈求招财纳福。

在江苏苏州，接路头(即迎五路财神)时要在客堂正中挂上财神画轴，前面放酒盅五只、筷子五双，以及“五干”“五湿”的供品兴发游戏—兴发与pt，此外，还要加四碗四碟，中间放“三牲盘”：金鸡两只、五花肋肉一方，活鲢、鲳鱼各一条。鸡要缚成元宝状，口衔青葱；鱼上压一把菜刀。商家也于初五左右开市，祭祀财神，并招人饮酒，叫“接路头”。浙江嘉兴也有正月初五接路头的习惯，人们这一天早起虔诚供神，叫做“乞利市”。

张勃，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北京学研究基地副主任，兼任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北京方志学会副会长、北京古都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北京市“四个一批”人才。独著、合著、主编《唐代节日研究》《中国人的时间智慧》《中国人的风俗观与移风易俗实践》等20余种，发表学术文章200余篇，撰写研究报告10余部。